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这些发展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而这种相互关联的特质，于欧洲建立的世界亦然。欧洲扩张的历史与它包含的诸群体的历史交错，而这些群体的历史又会回过头与欧洲的历史发生联系

初衷是为指出，我们无从适切了解人类诸社会与诸文化，除非能勾勒出它们历经漫长时空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倚赖。

人类世界的面貌是多样的，它是由许多过程彼此联结而构成的整体。因此，任何将这个整体拆散为星星点点，而后又不能加以拼合复原的研究，都是歪曲事实真相。如“民族/国家”、“社会”和“文化”这样的概念，所能指称的内容甚少，却喧宾夺主地想以此来取代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名词其实反映了一种多重关系的纠结，并且重新将这些抽象名词放在事实脉络中理解，我们才可望避免歪曲的论断而增加对事实真相的了解。

如果各处都互相连接，那么我们为什么坚持要把动态的、互相连接的现象，转化为静止的、互不相干的事物？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们当初学习自己历史的方式。在课堂上和在课堂外面，都有人教我们说世界上有一个被称为“西方”的存在，我们可以视“西方”为独立并相对于其他社会和文明的一个存在。我们许多人甚至自小认为“西方”有一个谱系——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发展图式导致误解。因为它将历史转化为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每一个奔跑者将自由的火炬传给下一个接力跑者。历史因而被转化为一个有关促进美德的故事，一个关于贤德的人如何战胜恶徒的故事。往往，这又成为胜利者如何因战胜而证明其贤德的故事。如果历史是随着时间最终达成的道德目标，那些主张这个目标的人，便成为历史喜欢描写的作用力量。这个图式还导致第二种误解。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示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谱系中的每一个环节、比赛中的每一个奔跑者，都只不过是最终典范的一个先驱，而非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地方发生作用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综合。可是，譬如说，如果我们只把古希腊解释为一个史前的“自由女神”，在蛮荒的黑夜高举道德目标的火炬，那么我们关于古希腊会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会了解毁灭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自由人与其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便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在波斯王麾下作战的希腊人，会多于反抗波斯的希腊联军中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当时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比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更多。我们也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军队中更多。

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国，都不是由某个内在的驱动力日益推动的单一目标，而是一组在时空上不断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关系，或者是许多组关系的关系。

我们对民族历史所知愈多，便愈明白“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是同一部历史中的某一部分。因而，世上没有所谓独立于“白人历史”的“黑人历史”，这两种历史都是一部共同历史的组成部分。不过，这种历史为了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理由受到传统研究的压抑或被删除。

如果我们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看，而不把它当作许多独立的社会和文化的总和来看，如果我们更能了解这个整体逐步的发展，如果我们好好听人劝告，认为人类群体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与其他相距或远或近群体的网状关系中（Lesser, 1961:42），那么我们的认识会如何不同呢？当我们探索在特殊群体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因果联系时，我们便可看出这样的联系延伸到任何一个人口群之外，包括其他群体——所有其他群体——的轨迹。归根结底，这些因果关系环绕了整个大洲，把旧世界和新世界联结在一起。在造成这个全球性的结合上，欧洲这个由亚洲大陆伸出的小小半岛，发挥了显著的重要作用。我们以公元1400年为时间上的参考点，以展示这种扩张的性质。1400年的世界已经萌发了区域性的联系和关系，可是欧洲人随后的跨洋扩张，却将区域性的网络引进世界性的和谐组织，并让它们配合全球性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