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就想写一写萝岗的老鼠餐馆，”我说道。“这一点都不敏感。”“你应该先到政府登个记，”他又说了一遍。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他不知会把这个句子重复多少遍，先入为主的偏执决定了我们的对话中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即便一顿可口的老鼠佳肴也会被政治搅得乱七八糟。

1997年，长江在坝址处进行分流以为建设工程做准备，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一次我在青石村的一家餐馆看见老板张贴了一幅手写的对联： 移民荣，离老家，求新生舍小家，为国家，建新家

中国通常主宰亚洲篮球，但今年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第二号球员王治郅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从美国赶回来。姚明则高调地卷入一起官司，中国新闻界对此的理解是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间的冲突。

2002年夏季，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了王治郅的申请，不过他还是留在了美国。达拉斯没有与他签订合同，据说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想影响与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10月，王治郅与洛杉矶快船队签订为期三年、金额六百万美元的合同。之后，快船队的所有比赛都在中国遭到禁播（NBA转播在中国往往能吸引到超过一千万的观众）。这让王治郅变成了拖油瓶——NBA一位总经理告诉我，以后各个队跟他签约时都得倍加谨慎。

5月，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一款专门的罐装饮料，上面印着三位国家队队员的头像，其中就有已经与百事可乐公司签约的姚明。在未经运动员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篮球协会把姚明的形象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依据的是体委模棱两可的规章，即国家对于国家队队员的各种“无形资产”均享有权利。这一规定跟中国的民法制度明显存在冲突。姚明在上海提出针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诉讼，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中国的新闻媒体将这一诉讼行为解读为向国家传统的运动员控制模式提出直接挑战。

离乡背井的人总会来哈尔滨溜达溜达。20世纪，这样的人来了又去：白俄罗斯人、日本军国分子、苏联军队。即便到了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很多俄式建筑物。哈尔滨的标志便是从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金色的十字架、绿色的洋葱头穹顶、环绕着白色圣像的黄色光晕。这座城市还有全国仅存的一处斯大林公园。

我以往一直不喜欢在中国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民族主义有时显得非常狭隘。很少有人关心运动本身；胜负才是关键，运动过程中很少能体会到乐趣。但奥运会让我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显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书写那段时期，但有一种默契，调查研究不能过火。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风险，那一时期的人们很少记日记或保留信件。

我问起北京奥申委发给他们的英语教程，他找出一本课本，打开了录音机。一男一女两个声音非常细致地朗读着。Hello!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杨师傅一边跟读，一边倾身向前紧张地聆听着，他的声音因为太用力而有些颤抖。我翻看着书本，在“更多常用语句”一章停了下来： 33．城市的交通正在改善。34．我喜欢北京的风景。35．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36．我自豪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