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

历史，其实是一门漏斗式的学问。这个世界每时每刻发生那么多事，但只有极少数会被极少数有心之人记下来，并以此抵抗人类健忘的记性。不信的话，我们每天刷那么多条短视频，看那么多篇公众号文章，但要叫我们回想起去年看过的内容，怕也困难，更不用说五年或十年前的了。

。有些人爱去跟踪特朗普或普京这样的政治人物，却不免忽略了身边的小事。其实，谁上台做美国总统，不见得比谁发明了健康码更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不幸的是，人们总是愿意记住聚光灯下的前者，而忽略了隐在角落的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那么容易真正理解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什么了。

自宋代以降，华人数下南洋，遍布东南亚各地。既然东南亚人在1654年被放逐到好望角附近，而这里又是荷兰船只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那么华人经由与东南亚的联系而得知好望角的存在，并不是不可能之事。当然，为求严谨，我该这样声明：我并不是说《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这位道士一定就懂得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也不是说他就一定去过好望角；我只是说，与纪晓岚同时代，“有一位懂得托勒密地心说体系的华人曾去过好望角”这件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便这个人是虚构的，同时代出现类似的华人也并不稀奇。而且，既然这个人可以被纪晓岚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尽管就社会整体而言，当时有类似经历的人尚属稀少，但绝对数量可能并不在少数。

一种是说中国自古奉行科举制，因而是精英治国。科举是一种选拔机制不假，但科举的选拔标准和导向并不一定真能治国。按丁韪良自己的记录，这些翰林对电报嗤之以鼻，但对利用电磁效应制作的钓鱼玩具惊奇不已。他的说法是，这群人的心智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却是孩童。其实，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造诣精深，但在另外的专业领域无知懵懂得像个幼童。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他们未必就是能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力挽狂澜、真正于国于民有所裨益的精英。

另一种是说中国社会传统封闭，人民落后无知，老百姓的心态大抵都像义和团，十分守旧排外。但其实仔细去看历史细节，我们就可以发现，义和团并不能够真正代表当时民众的认知，反倒是更代表着很多知识精英的认知水平。传播用“厌胜之术”克制拳法仙术，抑或煽动义和团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恰恰是所谓的知识精英与地方官员。[插图]

我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表达清楚我对历史研究的感慨与惋惜。惋惜之处在于，那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那么多鲜活的丰富资料摆在那里，在图书馆里，在互联网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看一眼，反而更愿意去读所谓有思想性的作品，也就是被思想家筛选和咀嚼过后，再吐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点评与总结。在其中，古人变成了一种幼稚可笑的、智力劣于我们的人种。大清的皇帝似乎真的愚昧到不知英吉利在哪里，民众似乎真的愚昧到逢铁道电线杆必反。[插图]尤其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古人中的大多数并未经过启蒙，因此看上去愚昧可笑。其实，未经启蒙的古人，其思维与今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价值观，而非智商。但在很多满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中，好像古人的一切“失败”都是因为智商出了问题。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就是对当下的不负责任。跳过那些丰富而鲜活的历史细节，直接使用宏大叙事的传统去思考文化与文明层面的理论问题，很容易陷入像李约瑟问题、中国历史三峡论、文化决定论等一系列伪问题的争论中。把未经启蒙的古人理解为智商更低的物种，就像儿女容易凭少年意气挥斥方遒地指责父辈，但其实，他们的成就我们未必能达到，他们的问题我们也未必能避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要有跨学科的思维与视野。尽管我们需要对许多宏大叙事保持警醒，但也不太可能不通过宏大叙事来理解历史。历史学的进步，常常不是因为新的史料和地下发现，却常常可能源于看待旧史料的眼光发生变化。因而，退而求其次，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眼光（及叙事）冲击脑海中惯存的那种。比如，通过生态学中的物质循环看待传统农业的必然不可持续，通过财政学中的资产负债表看待传统帝国的必然不可持续，通过信息论看待传统学术中大量A4纸雕花造车的成分，通过蒙古帝国主义看待大清与沙俄，通过伊斯兰的眼光看待欧洲的进步主义，如此等等。

马尔萨斯也赞同亚当·斯密的看法，并对亚洲的低工资水平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亚洲控制人口的习惯（例如溺婴），比欧洲控制人口的习惯（晚婚或不婚）要极端得多，这说明亚洲“人多粮少”的矛盾比欧洲严峻，劳动力“内卷”过分严重，自然会导致低工资。[插图]

煤炭的运输成本比木柴要低得多。这是由物理属性决定的：煤炭是动植物尸体的精华，能量密度比木柴和木炭都高得多。按今天的标准，燃烧一吨煤产生的热量，约等于燃烧三吨木柴。

真正改变这个状况的，还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的钢铁的质量是以前完全无法匹敌的。但如果问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说，这是因为发明了蒸汽机，而蒸汽机的各个零部件，以及锅炉、冷凝器、齿轮和传动装置等，都需要更好的材料，所以这些需求倒逼着人们冶炼出更好的钢铁。然而，真正的历史其实是人类先对钢铁产生大规模需求，冶铁技术的成本才下降；而正是因为冶铁成本的下降和材料水平的提升，工程师才能制造出更适应于蒸汽机改进的零部件。为钢铁创造大规模需求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烹饪。

十六年的技术“尴尬期”在人类历史中不过短暂一瞬，然而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已经足够漫长。特莱维西克没找到赚钱的门路坚持下来，史蒂芬森找到了，人生就此变得不同。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会把第一次工业革命描述为蒸汽机、钢铁和铁路起主导作用的革命，而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描述为化工、电气化和内燃机等技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革命。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历史的颗粒度足够细的话，就会发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基础科学革命，也就是化学与化工产业的革命，它的起点恰恰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看似普通、简单，以至于几乎被遗忘的一个产业。这就是纺织业。

拜耳、巴斯夫和赫希斯特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著名的化工三巨头。巴斯夫有一句非常知名的slogan，叫“我们创造了化学”(We created chemistry)。其实，这句话拿来描述三巨头的任何一家都是成立的。许多人对化学的印象是白大褂、量杯、试管和各种神奇的药品，但从工业的角度说，化学的诞生地是美因河或路德维希港河畔臭气冲天的染料作坊。[插图]换句话说，这个行业是染料商人筚路蓝缕、一点一滴地创造出来的。谁能想到，这些脏乱臭的染料工厂竟是掀起下一次科技革命的起点。从“给人们穿的衣服染色”这个小小的需求中，竟然能够走出无数的科学家、发明人和诺奖得主，使得人类可以在分子层面主动地重组我们可用的物质，从而创造新的材料、新的药品和新的可能性。

因此，说煤气灯带来了“家庭作业”，是有一定依据的。同样的道理，煤气灯也让加班和倒班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蒸汽机时代很重要。早期蒸汽机是无法自己发动自己的，还需要给它一个起始动力——在农村见过手摇拖拉机的朋友，可能更会明白这点。不仅如此，蒸汽机还需要工作一段时间，锅炉才会升到足够高的温度，只有这样，机器才能积累足够的压力，达到设计的能量输出水平。也就是说，如果蒸汽机每一次发动的成本足够高，也就意味着一旦停止运转，蒸汽机的总成本占比会更高。怎么办？既然技术上一时无法克服，那就用堆人力的方式解决。既然开机和关机成本都很高，那就干脆不关了，让机器一直开着，工人三班倒，配合机器。[插图]1908年在印第安纳州一家玻璃厂上夜班的童工们因此，促生“夜班”和“倒班”的是工业革命，而让它们成为可能的则是煤气灯。

在今天，石油产业是旧产能的代名词，电动车产业则是新能源时代的后起之秀。但若仔细透视这两个产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一百五十年前的产业和一百五十年后的产业，在如何崛起的本质规律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背后的道理不难解释：技术固然在进步，但使技术得以进步的，是发生于人头脑中的创新；使进步的技术得以转化为工业产品的，是人的分工协作。既然创新者需要饭吃，需要回报，那么那句老话就依然成立：没人知道新技术在度过“尴尬期”的过程中，新技术的从业者到底靠什么吃饭，就像没人知道未来控制全球动力命脉的石油，当年也不过只是一种简陋的照明材料而已。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为还处在“尴尬期”的早期新技术，创造足够好的生存条件。

很多人认为，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大区别，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只属于极少数人，极少数人决定共同体的方向，极少数人决定大众的命运。比如，即便是“民主”的策源地雅典，实际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口比例大概也只占到总人口的10%—20%。雅典民主是把奴隶（包括成为自由人的奴隶）、儿童、妇女和外国居民排斥在外的，只有完成军事训练的成年男性雅典公民(Ephebos)才有资格投票。[插图]

以上五个理由是许多思想家反对民主的主要依据。虽然他们反对民主的同时，往往也反对寡头统治和独裁统治，但这些对民主制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即便到了19世纪中叶，以自由派著称的约翰·密尔依然认为，把大事交给多数人（例如议会机构）来决定，就会面临“普遍无知和无能”的危险[插图]，因此“选民应该选择比他们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作他们的代表，并且应该同意按照那个较高智慧来统治自己”。[插图]既然到19世纪，从政治实践到政治思想上，大家还有着“民主是个坏东西”的共识，那么，又是怎样的理由使得人类对民主和大众政治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政治的参与率就从不到4%扩展到80%的呢？是什么力量让“大众政治”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认为，上述五大理由都不成立，因而不必担心“民主”的坏处了呢？

1909年，埃米尔·普热(Emile Pouget)将这种经验总结进《破坏》(Le Sabotage)一书出版，告诉工人，制造一点小故障、拖拖拉拉办事、按照规矩死板地处理工作、打破正常流程，诸如此类的小技巧，就可以停止一台火车头、破坏一台蒸汽机、放缓整个工厂的生产，最终迫使老板和政客低头。[插图]矿工的这种生存经验，后来转化成整个工人运动历史上的有效斗争经验：只要能够控制能量流的走向，就可以迫使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倾听自己的诉求；否则，他们就要面对汽车无法开动、工厂无法运作、轮船无法航行的窘境。这涉及政治斗争的一个奥秘：主义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但事情一定是少数人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