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很多的医学史

医学很特殊，医学伦理与其他学科也不一样。宇宙是弯的还是平的，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研究，科学不怕慢，就怕错。对于技术发明来讲，我们不怕错，就怕慢。你慢一步，专利权就没了。而医学，面对的对象是我们自己，是人体，是快是慢？是深是浅？手术刀是下还是不下？抉择是很艰难的，偏偏又要马上做决定。

古希腊的医生们观察到了一些深色的东西。比如胃出血的病人大便会发暗，胃癌病人呕吐物颜色也很深，恶性痢疾的病人会出现黑尿病等现象。他们根本无法区分这些情况，笼统地归为“黑胆汁”。他们认为凡是出现了黑胆汁，就不是什么好事。相反，鲜红的血液则代表健康。经过长期的总结，古希腊人整理出了一整套体液的理论。体液学说还把一年四季也考虑进去，而且把人的脾气秉性和体液联系在了一起。比如胆汁过多的人比较暴躁，也比较容易发怒，这都是体液失调的表现。

黑胆汁的特性是干冷，要想对抗干冷，必须采用相反的治疗方法，那就是湿热。回家去，记得多喝热水。当然，医生也会开点儿药，但主要还是靠喝热水。这是在古希腊时期采用的办法。要是在古罗马时期，那就更好办了，去泡澡堂子就行啊，还有比澡堂子更湿热的吗？

孟买暴发鼠疫的时候，这个俄国医生也经历过。后来法国医生带着北洋医学堂的学生也来增援。伍连德当时尽量调集学习过现代医学的学生奔赴东北，可是人手还是不够，只能让当地的中医参与对抗鼠疫。但是，这些中医往往不注意自身的防护，该戴口罩他不戴。当时对鼠疫根本没有有效治疗的办法，只能靠隔离，可是中医们还幻想着能治好他们，结果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送病人和尸体的工人是最惨的，死亡率达46%；中医排第二，为44%；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死亡率只有4.1%，差距太大了。普通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的。

当时的外科医生们往往比较激进，胆子比较大。中世纪的一位医生写道：“放血可以清醒头脑，增强记忆，清洁肠胃，消除大脑水肿，温暖骨髓，锐化听觉，止住泪水，增强决断力，发展感知力，促进消化，改善嗓音，驱散麻木，赶走焦虑，滋养血液，排出毒素，益寿延年……它能消除风湿，摆脱瘟疫，治愈疼痛，甚至能让尿液干净清澈。总之，请常试之，方知余言不谬也……”所以，法国人不仅用放血疗法来治疗发烧感冒之类的病症，就连心理疾病他们也用放血疗法来治疗。你要是得了相思病，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两管子血。当时法国人喜欢用蚂蟥来放血，也就是水蛭，这东西吸血很厉害，在医生下刀子不方便的地方，这东西可以发挥作用，价钱不便宜，一般人还享受不起呢。

顺便说一句，不仅仅是西方，《黄帝内经》中也有有关放血的疗法，而且不少。印度古老的梵语文献《妙闻集》中也认为，放血之后，病人会出现一种欣悦感。东、西方在放血上倒是差不太多，只是在量上有区别。西方在放血数量上一次次地变本加厉，走向了极端。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沉默，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大概能猜到，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揭露如此博大精深的放血疗法居然是错的，那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毕竟他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会被同行喷死，他还混不混了？

放血疗法后期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程度，要看星座，要看时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医生为了自我保护，万一治不好，人死了，家属“医闹”，总要有一套说法。理论越是复杂，医生解释的空间越大。这一套说辞在糊弄病人的同时也在糊弄医生自己，毕竟他们一代一代就是这么学的，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也能发现，每天应付病人的临床医生和每天研究基础医学理论的科学家是不一样的，发现一个普遍性的规律远比每天见招拆招要难。医学领域内，科学、技术、人文全都混在了一起。科学讲究来不得半点儿虚假，技术讲究死马当活马医，人文讲究安慰与关怀，全都不是一码事。

这一过程被称为种痘（vaccination），并成为了现代疫苗接种的雏形。"疫苗" 这个词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 "vaccinus"，意为 "牛的"，因为最早的疫苗是从牛身上获得的。詹纳的工作为疫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疫苗通过激活免疫系统来提供对各种疾病的免疫保护。

最后一例自然感染天花的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小女孩。最后一次天花病毒的暴发是在伯明翰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实验室里不小心感染了，其中一个是医学摄影师珍妮特·帕克，她死了；负责天花研究的教授亨利·贝德森自杀身亡。这是已知的最后死于天花的人。后来，各大机构也就不再保存天花病毒了，全都集中到世卫组织来保存。现在世界上已经多年没人再得天花了，这是因为天花病毒只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天花病毒比较笨，不会变异，傻乎乎地干等着被人类给剿灭。我国是1960年就基本消灭天花了，但是一直到1979年才得到世卫组织的确认。因为一直到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恢复在世卫组织的合法席位。后来世卫组织倡议销毁天花病毒，在医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销毁时间一再推迟。到现在只有美、俄两个实验室留有天花病毒的样品，由世卫组织监督。

中世纪的外科学一直是理发师的天下，因为医生们不愿意自己去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的外科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虽然通常也只是搞搞放血疗法，但是房间里到处都是血污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碰上个怕疼的病人躺在床上吱哇乱叫，当然没有什么体面可言。有一个时期，教会更是规定外科医生是不能进入各个大学的医学院学习的，他们只能走师徒制这条路。

枪伤也与以前的刀砍和狼牙棒砸不是一码事，伤口完全不一样。不论是希波克拉底还是盖伦，他们都从没见过这样的伤口，他们的书里也没有提到过如何治疗枪伤。祖师爷都没提过，那么医生们该怎么办呢？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医生面前。外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战争推动的，从弓箭到火器，逼得医生们不得不升级创伤治疗技术，战场成了最佳的外科医学院。

《三国志》里的记载大差不差。关羽陈年的旧伤总是疼，认为是有余毒未散，因此让医生给他去除余毒。书中虽然写到了刮骨疗毒，但是，如果真按照史书上记载的过程来处理，关羽可能连手臂都保不住了。因为伤口处理压根儿没提，消毒也没提。刚做完手术，关羽就没事儿了，哪有这么快的，难道不需要恢复吗？所以，很多历史传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古代很多记载是没有细节的。比如，华佗如何给曹操动手术呢？华佗的方案是麻醉了，用斧子直接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反正完全没记载术前、术后的详细配套措施，这一斧子下去，曹操大出血，你华佗有办法吗？即便你有办法止血，可是输血这个环节你还没搞定呢。再说，万一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进了曹操的脑子里，他受得了吗？所以，在曹操的眼里，华佗的治疗方案看上去怎么都像是行刺。

从传说中华佗的麻沸散，到华冈青洲用通仙散实实在在地完成麻醉状态下的手术，其中相隔了整整1600年。尽管比西方的同行领先了40年，但是他所延续的技术路径却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天然植物之中的成分太复杂，效果太难控制。一般认为，他的配方里起作用的就是东莨菪碱、莨菪碱、阿托品、乌头碱等成分。

巴斯德有一项发明一直沿用到今天，那就是巴氏消毒法。因为把牛奶煮开了会破坏口味，葡萄酒更是没办法煮开了。因此在1864年，巴斯德发明了一种短暂高温加热的办法，温度在60℃～90℃，具体温度就看你给什么东西消毒。具体到牛奶，需要加热到72℃～75℃，保持15～30秒，然后迅速降温到4℃～5℃，消毒就完成了。经过巴氏消毒以后，可以保存一阵子，但是最好还是尽快喝掉。因为当时巴斯德不知道，他的方法可以消灭一部分细菌，但是有些细菌会金钟罩铁布衫，满身横练功夫，巴氏消毒无能为力。

很多人都是做完了手术以后，因为术后感染而死去了。有一派医生认为化脓是正常现象，是人体的伤口开始愈合的迹象。另一批医生就显得相当地前卫。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瘴气”，只有用瘴气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医院之中生孩子的产妇得产褥热的概率比在家生孩子的得产褥热的概率还要高很多，因为空气很差嘛！乡村里的空气总是比城市里要好多了。

现代医学的特点就是这样，一个点出现突破，就能挽救一大批病人的生命。

19世纪是“假药的黄金时代”。当时市面上销售的很多药品配方都是不公开的，医生和使用者都不知道这些“药品”里边到底有啥东西。这都是“祖传秘方”，一般人不告诉。但是，商人为这些药申请了专利。再加上当时不禁止药品做广告，报纸上经常出现大幅的药品广告，比如某地某人吃了大力丸，然后就能刀枪不入，腰不酸了，背也不疼了，吃嘛嘛香……反正就是靠包装和宣传推销假药，就跟现在某些保健品差不多的架势。所以当时监管的重点是“祖传秘方”。如果你在包装上老老实实地把成分和含量写出来了，那么就没事了。法律并没有规定上市前的审批程序，不需要审批。所以，当时的监管措施不是针对夸大疗效的，所以这就存在不少的漏洞。1911年，最高法院判决，威利法案不适用于错误的疗效声明。也就是说，即便是药品宣称的成分和疗效对不上，不符合美国药典，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显然，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和政府监管的初衷是不一致的，威利法案其实是不够用的。政府内部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农业部化学局分管食品和药品的部门独立出来了。1927年，成立了“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组织”。3年以后的1930年，这个机构被改成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这时候，FDA这个名字才正式出现。不过这个时候，FDA还是隶属于农业部的。

医学的进步、监管体系的完善，都是拿一条条命换来的。

林奈利用花朵中雄蕊和雌蕊的数目来给植物分类，这种靠数数来确定植物亲缘关系的做法，对后世分类学者影响很大，由此构造的一些传统分类群（包括单子叶植物、双子叶植物，不管后来具体怎么定义，至少从名字来看，也是靠数数区分），在分类学界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分子支序学革命前夕。然而，在分子方法加持的支序学思想的揭示下，学界才恍然发现，原来用林奈这种数数的方法构造的很多分类群都是高度不自然的，并不能反映植物真实的演化关系。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自觉地从“林奈陷阱”跳出来

1972年，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发现，青蒿的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可以达到100%。她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这个发现。也是她证明了除了奎宁之外，存在另外一类药物也能对付疟原虫。这是一个从0到1的飞跃，诺贝尔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从0到1的转折。至于从1到100甚至1000，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最后请植物学家来辨认，这三种植物其实都是黄花蒿。中医典籍里把青蒿和黄花蒿看作两种不同的植物了。那么，这个新药的名字该怎么起呢？叫黄蒿素？这不是打古人的脸吗？给祖宗留点儿面子吧。药名字叫“青蒿素”，保持跟中药的某种关联。但是药典上写得清楚，中药青蒿素对应的植物只有黄花蒿一种，这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当时国内甚至连知识产权这个概念都没建立，也不懂什么叫作专利权。不仅如此，国际上新药上市是需要做随机双盲大样本对照实验的，有着严格的要求。可是国内呢？开个专家鉴定会就完事了，两边的流程完全不匹配。所以，在世卫组织的眼里，青蒿素只是化合物，不算是个正经八百的药物。后半截没走过的流程，还得走完。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有大量的课要补。

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说古代留下的药方和典籍是个大宝库。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很多药物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有古代的资料作为参考，总是可以缩小包围圈的。但是这个大宝库的意义在逐渐地下降，一方面发掘一点儿就少一点儿，总有挖光的时候；另一方面，理性设计药物要是能越来越多的话，那么人类就会逐渐超越大规模海选的范式，谁还会去漫无目的地乱找呢？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退行性疾病，说白了，就是一种和衰老相关的疾病。脑卒中和动脉硬化也是老年人特有的疾病，还有些病老年人之中很常见，比如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痛风、震颤麻痹、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老年性白内障等，要开能开出一大串。过去很多毛病并不常见，比如阿尔茨海默症，说白了，就是因为早年间人类的寿命还不够长，很多病都碰不上。随着医疗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来碰不上的麻烦，现在就躲不过去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号称众病之王的癌症也是一个跟寿命相关的疾病。这就是木桶的短板，当别的板被加长了，这几块板就显得短了，问题就会从这儿爆发出来。哪块短了我们就补哪块，但是，我们能一直这么补下去吗？我们终将面对死亡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

这可是1924年。那年头就能修改照片？是啊，那年头虽然没有电脑软件，但人家可以动用暗房曝光技术，可以用显影液定影液去涂涂抹抹。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照片也有经过涂抹的版本，皱纹明显减少。改变脸型有点儿难，去皱纹还是做得到的。很多人在怀念那个纯天然没有美颜整容和PS的年代。不幸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所谓的“纯天然”的美，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民国时期还出版过一本《美眼整容新疗法》的书，上边可是图文并茂。眼睛、鼻子哪里能修、如何修，都开列得很详细。北平、天津哪家医院能做，具体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一本医疗美容的推广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