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
在《创造中国种族：苏北人在上海》[插图]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苏北人”的概念（她所研究的“苏北人”，包括江苏北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人，主要是淮北人），并详尽地研究了上海苏北人的社会地位及生存状态。马俊亚的《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插图]一文，从地缘关系探讨了苏北人在江南都市中的阶级属性。
“试图探究中国历史上造反最普遍的地区淮北农民造反的原因”[插图]。这些研究甚少涉及土匪、帮会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前近代社会，江苏省自南向北形成了极不相同的农家经济形态，江南地区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过渡到了织布主业化、农业副业化的商品经济时代；通海地区则形成了典型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淮北地区，演化成了残缺型的商品经济——只有“男耕”，没有“女织”。现代工业兴起后，江南地区率先进入工业主业化的时代，农家手织业与农业均呈萎缩状态，并转向以自给性为主的生产，商品市场并未大规模地被工业品所夺占；通、海地区过渡到了织布主业化、农业副业化的时代，家庭手织业与商品市场获得了共同发展；淮北地区的农家经济中则较普遍地出现了家庭织布副业，形成了较完整的自给型经济，棉纱市场的扩大造成了对棉布需求的减少。这种农家经济的区域性转型，体现了工业与农业的和谐发展及地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发展模式不但对传统的自然经济解构理论构成了挑战，而且挑战了施坚雅等学者的农家经济理论与区域发展模式。但这一研究仅局限于土布业的演变，对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演变，只能作挂一漏万式的叙述，无法完整地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的演变。
第二节 漕运方略与淮北的被牺牲
可以说，在运河贯通以后，淮北地区的农耕条件、水利优势已不复存在，反而变成不断淹没田庐的不利条件。即使对于淮北的商业经济，运河的影响也是利少弊多。除了运河沿岸淮安、徐州、济宁这样的城市能得益于商旅往返之外，其他广大腹地实在无法分享其福泽。
泗州城的沉没，是淮北生态衰变的一个缩影。冀朝鼎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区得到中央政府重视的程度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因得到政府优惠而发展的地区，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插图]。
在明末，特别是清代，地方主义构成了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插图]。地方主义通常的表现，就是为本地区争取更多的利益，而把灾祸推给其他地区。地方主义的载体是具有领袖作用的绅士阶层，淮北地区几乎没有自为的绅士阶层，因此，在中央政府治水过程中，越是像淮北这样贫穷的地区，就越有可能成为行洪区，被国家所牺牲。
第三节 官场积习与水患世界的形成
利用权势，肆意篡改测量资料，使得决策符合自己的意愿，也是中国官员乐用的手法。1906年，淮北地区发生重灾（被称为“丙午奇灾”）。张謇倡导复淮浚河，标本兼治，并力促两江总督端方施行。端方为了使工程不上马，密嘱淮扬道杨文鼎，把导淮局测量员实测的数据，在安东河底截面图中加高3丈，使这项工程从技术上变得无法施行[插图]。
小结
马克思指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插图]但在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然力控制在最高统治者而非社会手中，他们占有和驯服自然力是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为了眼前的榨取而非长远的产业发展。从这里就不难理解淮北的衰落之因了。
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辉煌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但也是封建统治者重大的决策失误。明中后期以后，由于维持运道的需要，代表中央政府的河臣们逼迫全部黄河水流向徐、邳地区，人为地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患全部转移到淮北。
归根结蒂，淮北是被传统专制权力牺牲的地区，维持空洞的政治象征与实质性的漕粮供应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淮北地区的生态畸变则被视为局部利益。在淮北内部的地区性斗争中，斗争的最终砝码仍然是每个地区权力拥有者们势力的大小。这种势力基本上与各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呈正比[插图]。在淮北这一被国家牺牲的宏大区域中，各子区域为了减少各自的损失，只能把灾祸推向邻区，每个地区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运用本地区的权力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明朝时，中央政府就被各种各样的派别所把持，到了清代，即使康、雍之世，以地域划分的派别仍然盛行，他们更倾向于代表私益而非公利[插图]。那些官僚数量较多、乡谊联系紧密的地区，常能较好地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客观上把损失转嫁到邻近地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遭到邻区的抗衡，形成无法辨别是非的僵持局面，最终共同被牺牲掉。
小结
从官场政治的角度来看，盐业中充满着皇帝与臣属、各级官员之间、巨商与小商、豪绅劣吏与官府之间的相互斗争；从国体的本质来看，盐业是那些拥有各种权势的利益集团有意识地维持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从而分润制度性暴利的舞台。因此，盐业可以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官场政治的工具，但无法成为淮北经济起飞的龙头。进言之，盐业的产销只能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和奴隶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现金交易”外，还要更注重对权力的联系，它使生产方式无以变革，一切社会关系处于固定不变的状态。
小结
淮北在隋唐时的经济地位，到明清时已完全被江南所取代。江南不但成了公认的鱼米之乡，并且，农家经济结构从男耕女织发展到了高度商品化的副业主业化时代。而淮北地区却从原来的男耕女织结构演变成了单一男耕的残缺型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进入工业社会时，淮北才勉强完善了男耕女织结构。如果在农业社会，消除了水患的淮北地区，应该很快（至少部分地区）能赶上江南地区，毕竟，中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滞缓的，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不太大；但在工业社会，由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呈一日千里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由中央政府来规划，淮北地区多被动地接受江南等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是以淮北地区尽管消除了水患，仍难赶上江南。
小结
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历来是权力积累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积累方面的不平等，并由此造成社会的不公。淮北的巨富从来都不是通过正当的生产发展来扩大自己的财富的，而是只要先积累其权力，就可获得相应的财富。
财富本身被强加了一种原罪。像“为富不仁”这种极为荒谬的逻辑，竟在中国成为共识！相反，“疏财仗义”总是被人称道的。其实绝大多数“疏财仗义”者是为其反叛作准备而已。当他们成功后，他们总希望权力能更加集中，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集权政治。顺理成章的是，在解决经济积累的不平等的过程中，不论是“匪”，还是“帝”，往往会千方百计地加剧权力的集中，把集权说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其结果无助于解决淮北的任何社会矛盾，只能使淮北的社会生态更加恶化。
结语
世界没有哪条大河像淮河那样，被一条更大的河流蹂躏了近千年，最后竟被拦腰截去了整个下游；中国没有哪个地区像淮北那样，被最高决策者作为“局部利益”，为顾全“大局”而牺牲了数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个群体像淮北人那样，从慷慨悲歌、问鼎逐鹿的社稷栋梁，沦为被人贬讥为啙窳偷生、“泼妇刁民”之辈！
淮北经历了发达而又辉煌的远古和中古时期，再经历衰败而又贫穷的近古及近代时期。
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统治社会”是解开淮北社会之谜的钥匙。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历来是权力积累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积累方面的不平等，并由此造成社会的不公。因此，淮北的巨富从来都不是通过正当的生产发展来扩大自己的产业，而是只要先积累其权力，就可获得相应的财富。在淮北，掌权者在极短时期获得数万、乃至数十万亩地产的事例屡见不鲜。
之前总听“江苏人分苏南苏北”,“上海姑娘看不上苏北小伙”,很是困惑。苏北处处都是百强城市怎会如此割裂。
本书解答这些歧视背后的复杂历史。这种“为了发展牺牲局部”事件让我想到了三峡工程和千岛湖项目。数座城市淹没和百万人口迁移,不知它们背后有多少类似《三峡好人》这样的沉重故事。
＊三峡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而因三峡工程建设，当地一百多万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移民。
＊为给新安江发电站续水，千岛湖淹没了两座城市。淳安属于严州，建国初是浙西鱼米之乡，农业发达。后因华东地区电量供应严重不足，建国初期火力发电站还频频被台袭击，为了建水库发电，供应苏浙沪皖，30万亩良田沉入水底。淳安人民可以说是建国发展前期四万万基层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当许多地区苦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时，淮北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甚至苦于没有资本主义；当其他地区苦于“高利贷”时，淮北苦于连“高利贷”都极为稀缺；当中国大多数农民苦于无地或少地时，淮北绝大部分平民富室苦于土地之累；当中国许多农村苦于内卷化时，淮北则苦于无法内卷化、乃至苦于无法生存；当西方社会苦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相对贫困时，淮北苦于专制统治者连人的本能和性命也加以剥夺的绝对贫困。当中国其他地区苦于脏员墨吏的盘剥和不作为时，淮北既苦于贪官污吏的掠夺和乱作为，又苦于贤员循吏的依法征收和按朝廷意旨所进行的“正确”作为，还苦于无数盗贼匪寇伤天害理般的胡作非为。在淮北这个暴力充斥的社会，暴力拥有者既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贫民；淮北平民不但承受“恶霸地主”之苦，更普遍地承受“恶霸贫民”之苦。